My Year in Bristol

    Before commencing my postgraduate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 I was a Hong Kong-based political journalist. I returned to student life having in mind the goals of learning more about public policies and exploring different cultures. Now one year has passed and what I have gained proved to be beyond my expectations.

   During the whole time there my academic studies mingled with everyday life in Bristol, my travels in the UK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as well as my continued pursuit in journalism. Occasionally I found time to write column articles and report for Hong Kong newspapers and a website. This allowed me to share with readers what I saw abroad and also widened my scope of writing.

    Soon after settling in Bristol, I had the luck to witness the first-ever mayoral election there. It was an exciting real-life case for my study of city governance under the Masters of Public Policy course. Later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abundance of civil organisations of various natures in Bristol offered me ampl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outside of classes, either directly relating to my areas of study or otherwise. While taking a course on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 joined the local branch of RESULTS UK, a charity campaigning against global poverty. As a newbie in the area I received very kind support from other volunteers and in fact learned more than contributed. Working along with a colleague, I helped with the publicity of an event and learned how to write to our local Member of Parliament as a common way of campaigning in the UK. Out of my interest in gender equality issues I also took part in workshops conducted by Feminist Archive South, a volunteer research organisation collecting materials which document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both in and outside of the Britain. This furthered my interest in the area and I later wrot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suffragette movement for a Hong Kong newspaper.

    Another policy field I read at Bristol University was urban development. Not at all planned to complement my course, I happened to have the chances to interview a group of German activists campaigning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East Side Gallery and its neighbourhood against the development of luxurious flats on my visit in Berlin during a holiday, and to interview Hong Kong's former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Mr. Michael Wright in London to hear his review of Hong Kong's housing and urban planning policies. I was happy to bring these discussions relating to development issues back to readers at home and to explore the policy area in which I was studying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d.

    While I will not attempt to list everything I experienced during the year, I must say the rich cultural and community life in Bristol itself and the advantage of convenient connection to other parts of Europe are ideal for students to widen their horizons. The university has attracted many foreign postgraduate students, mostly from Asia, while the city has attracted many young people from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to work there. In thi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 met new friends from various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them. After completing my dissertation, I travelled to Montenegro to attend an academic conference on the global economy. This gave me yet another precious chance to exchange ideas with political scienc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o learn about transitional democracy in the newly independent nation. Looking back I am really glad to have spent this extraordinary year and I feel truly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which the Bristol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s Hong Kong scholarship offered to me. At present I am back in Hong Kong and have returned to my full-time journalistic career.

黑山之旅(四)：差不多先生小姐們

　　我在黑山渡過了半個月，其中一個有趣的發現是當地到處都是「差不多先生」和「差不多小姐」。

　　首先觀察到這個現象的是同行的德國朋友，她在超市購物時，收銀員多找續了三毫（歐羅），於是她對收銀員說，對方回應指沒有兩毫零錢，所以就這樣。朋友非常誠實，指自己不應多收，於是很努力地掏錢包找零錢。收銀員堅持不用，爭持了一會後，朋友收下找續離去。起初她以為只是剛好這家店缺零錢才這樣，但翌日在另一家超市又遇到同樣情況。我們漸漸發現，原來當地店員找續經常會多一點或少一點，相差或一毛半毛，購物總數較大時或相差兩三毛，以多找續的情況較多，總之差不多便行了。老老實實，我也記不清楚第一位店員多給我朋友三毛錢還是多少，唯入鄉隨俗，以差不多的金額記載！

民宿主人Slobo與Ljubinka夫婦在自家釀製rakija酒

　　我想起早前一位本港的士司機因給乘客少找續港幣五毛錢而被告上法庭的案件，若然黑山人聽到，不知會有何反應？若有執着於五毛錢公義的遊客來到黑山，首先遇到的是給他少找續而非多找續的店員，恐怕已認定乃當地人狡猾存心欺騙外國人！

　　往後在巴爾幹半島另外三個國家的旅程也有偶遇「差不多找續」，但我始終對黑山人的不計較精神印象最深，他們就連做生意也不計較要「賺到盡」。我抵達布德瓦市(Budva)後首晚入住的旅舍收費九歐元，及後離開四天，再回到該旅舍時職員說因已過了旺季，所以只收八歐元。他明知我就算收費是九歐元也會光顧啊，怎麼不按資本經濟原則多賺我一歐元呢？讀君看到這裏可能認為他只是打工，不着緊老闆賺多少，那就讓我再說說餘下行程遇到的老闆們。

　　在科拉欣鎮(Kolašin)逗留一天後，朋友先回德國。我獨自繼續行程，因喜歡該鎮遠離煩囂，正好是我想找靜靜寫文章的好地方，於是向民宿主人一家提出多留四晚。我在訂房網站上查過單人留宿每晚收費十二歐元，正準備付款，豈料該家庭的兒子跟我說，十二歐元中有兩歐元是要繳給網站公司才收，所以我只須付每晚十歐元。其實該網站沒交代他們抽佣多少啊，他怎麼要告訴我，而不多賺我八歐元呢？兒子出去後，我向他的父母付款，遞上五十歐元鈔票，等待找續十歐元，他們給我找續三十歐元。這次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很遠！我說他們多給了，這對可愛的老夫婦竟硬要我收下三十歐元，略懂英語的太太還說當我是女兒，叫我不要跟她計較。天啊！我堅持說就算在家我也會給家用娘親，竟爭持了許久，他們才肯收回那二十歐元，真是奇聞，不過往後數天他們還請我吃了很多東西。不只是鄉村人這樣，及後我轉至首都波德戈里察(Podgorica)，旅舍老闆一模一樣地主動告訴我兩歐元網站佣金的事情，着我若續訂就由每晚九歐元減至只需七歐元，完全違反利潤最大化的原則。

　　或許有讀君還會說，他們反正淡季沒甚麼生意，給我一點好處讓我在訂房網站寫讚好評語，還是為他們生意宣傳，未必是不計較，那我就告訴大家我在遊歷上問路遇到的黑山人是怎樣。若你問到的當地人不懂得你想去的地方在哪裏，他們不僅會幫你查地圖（雖然通常都是地圖標示不清楚我才問路），或者幫你用當地語言問其他途人，若四圍沒有其他途人，他們還會四出打電話給親朋戚友替你問到為止！有一位大學生，知道我找的旅舍大概位置而問不到準確位置，怕我獨個迷路，他原本打算走路也請我坐順風的士。又有一次在我入夜問路時，遇上一位退休警員，他替我打電話給旅舍，去到樓下把親自我「送交」旅舍老闆，過了數分鐘後還再致電旅舍問我是否已安全到達！這是一個甚麼民族啊！或許「差不多」、「不計較」還是不足以形容黑山人，他們真是幫人幫到底，難怪旅舍老闆很有信心地對我說：「我們只會自己人打自己，對外國人一定絕無欺騙，你在這樣旅遊大可放心！」

黑山之旅（三）：小國外交

　　作為獨立只有數年的國家，黑山共和國政府目前在外交上首要的議程是爭取加入歐盟和北約。正如上文談過，她最大外資來源則是俄羅斯，另外主要貿易伙伴則是歐盟國家，軍事上則接受美國的援助。至於亞洲在其外交事務上並不佔很高位置，不過該國與中國的交往卻值得一提。

　　翻查黑山外交部的官方資料，她自2006獨立以來與85個國家建立了邦交，但暫時只在22個國家設置了大使館和領事館，當中絕大部份在歐洲，餘者在橫跨歐亞的俄羅斯和土其耳，以及美國和阿聯酋，而中國則是黑山唯一一個在東亞區域有使館的國家。

　　我們到科托爾市(Kotor)考察，當地以其中世紀所建的城牆、舊城區的建築和美麗的海灣聞名，整個科托爾峽灣(黑山語: Boka kotorska；英語: Bay of Kotor)區域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吸引絡繹不絕的遊人，有像我一般循陸路前往的背包客，也有乘坐遊輪抵達的豪華團。拜訪當地市政府，原本打算聽取一下他們如何平衡歷史文物與自然環境的保育和旅遊業發展，不料有另一有趣發現。不是市長Marija Catovic提起也不知，原來科托爾是「絲綢之路論壇」的成員之一，與中國古都西安更連結了成為姊妹城，兩個市政府於去年簽訂了合作備忘錄。

科托爾舊城牆與科托爾峽灣

　　雖然中國古絲綢之路並沒有延伸到黑山那麼遠，但科托爾為與西安因分別為兩國文化遺產古城之緣，簽訂了文物和教育方面的合作協議，主要包括兩地學校和青年組織的交流項目。該市積極對外推廣，連結對象也不只中國，她的姊妹城共有21個，分佈於21個國家。

　　中國現時是黑山進口貿易第三大來源地，緊隨希臘和鄰國塞爾維亞之後，這自然是因為中國產品出口規模龐大之故。若參考中國海關署2011的統計，中國往黑山出口貿易為黑山往中國出口貿易的超過37 倍，兩國人口懸殊，說實話彼此實在也談不上是對方的重要貿易推廣對象。雖然中國與塞爾維亞關係友好，而黑山是從「塞黑」聯邦獨立出來，但塞爾維亞在黑山2006年6月獨立公投後只有無奈接受結果，兩個前聯邦國亦迅速建交，因此中黑建交也不存此障礙。中國與多個國家一樣在公投的同月便宣佈正式承認該黑山為主權國，並很快與該國展開各項官式訪問活動，這與科索沃2008宣佈從塞爾維亞獨立後北京一直強烈拒絕承認成為極大對比。

　　話說開來，黑山外交史上有一段與中國有關的真實奇聞。1904年日、俄兩國為爭奪在中國東北和朝鮮的勢力在而在中國爆發戰爭，當時黑山因俄國盟友的身份，也向日本宣戰，不過弱小的她當然沒有力量真正參戰。戰事結束後，兩強在簽署停戰書時都忘記了黑山，因此黑山在法律上一直與日本為敵國。直到該國2006年宣佈獨立，日本才與她簽署和約，結束與這個巴爾幹半島小國長達一世紀的「作戰」狀態！

黑山之旅（二）：彩色的山

Biogradsko Lake

　　續遊黑山共和國，從西面倚着愛琴海邊的熱鬧都市轉到北部山區的幽靜鄉鎮，仿如跨越了兩個世界。

公寓樓下堆放着柴木

　　此國雖因黑色山脈得名，但這裏的山並不盡是黑色一片。我在科拉欣鎮(Kolašin)逗留了一周，這個小鎮建於翠綠的山腳下，秋季遊此，綠林之中又見片片橙色和黃色，景色非常秀麗。這裏的山也是滑雪地帶，但我未及看到白茫茫雪山風貌已要離去。鎮上大部份地方是村莊，至今家家戶戶仍燒柴做飯，遠望各農家小屋可見炊煙裊裊，走近人家則可見居民在斬柴或種田。有趣的是，這兒雖也發展了一些新式三層公寓，但大堂門外還是堆滿柴枝，構成一幅鄉鎮和城市生活之間的特別圖畫。

　　科拉欣就近Biogradska Gora國家公園，一年四季都可經此鎮前往那裏的森林和湖泊探勝。遊人夏天可從這裏到全歐洲最深的峽谷Tara River Canyon撐獨木舟，冬天則可去滑雪，地理優勢讓這兒發展有潛力發展旅遊業。

　　這個地方山明水秀，讓人心曠神怡，但她卻走過多段不堪回首的過去。數百年來歷土耳其奧斯曼帝國侵略、巴爾幹半島戰爭及兩場世界大戰，科拉欣鎮都不幸成為戰場，尤其在二戰軸心國入侵黑山期間更淪為重災區，因此這裏在1943年成為了黑山反法西斯運動的起源地。鎮中心佇立着多個紀念二戰期間犧牲的戰士和人民的雕像，提醒人們這段悲痛的歷史。

歐盟提供的垃圾車

　　今日的科拉欣在保留大自然和農村風貌的同時，也明顯可見當地嘗試開拓旅遊業，鎮上見到遊客資訊中心和與村屋相映成趣的現代化酒店，而這裏的旅遊建設與西方國家的推動有很大關係。黑山共和國接受歐盟、意大利、奧地利和美國等政體的發展援助，這些發展計劃在推展城市化中的小鎮似乎特別顯眼，就連垃圾車和公共垃圾箱上都見到歐盟旗幟和 “Provided by the European Union”的印刷大字。遊客資訊中心門外的牌標示着它是由奧地利和意大利的官方機構贊助（兩個分別在一戰和二戰攻佔科拉欣的國家，是有意還是純粹巧合？），而政府大樓門外則懸着美國提供的職員訓練計劃的簡介牌，處處可察這個地方正於這些外國政府的各項計劃下尋求轉型。

彩色的山

　　可是這裏的轉型發展項目管理有多成功，則成疑問。遊客資訊中心門外標示着它一周七天都開放，但我連續七天在它所述辦公室時間內到訪均吃閉門羹，詢問附近商店的職員，都說不知道它究竟幾時真的辦公。至於最接近鎮上巴士站那家大酒店，亦似關門大吉的樣子，門口貼上的告示說它暫停服務至2012年7月，但我在2013年10月經過時，它仍展示着這張告示。不過旅遊配套未成氣候也許未嘗不是好事，最少這個純情小鎮還未被成群遊客攻佔，我走在鎮上仍是一個罕有的外國人，仍可奢侈地在這裏享受一星期的村莊生活！

黑山之旅（一）：走過黑山共和國

　　黑山共和國在2006 年宣告獨立，可說是一個新的國家。可是，稱她為新國家又好像不太對，黑山這個名字自中世紀威尼斯共和國統治時期已有，Boka kotorska 地區亦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這個在歷史上常被不同族裔統治的巴爾幹半島國度，20 至21 世紀再歷南斯拉夫解體前後與塞爾維亞的分分合合，如今已自立門戶，卻似乎仍在尋找她的身分。一個僅60 多萬人口的小國，在國際舞台正為自己尋找一個新位置，在爭取加入歐盟的同時，也正為自身的社會經濟發展路途摸索。

　　共產政權的痕迹在黑山考察，處處仍可見南斯拉夫共產政權時期的痕迹，和新舊社會交接的見證。在公路上駕駛，很容易辨認出不同時期興建的道路──據當地人介紹，兩線行車的多數都是共產時期所建，三線行駛的都是1990 年代或以後為紓緩交通擠塞而興建。在旅遊勝地科托爾峽灣見到共產黨政府所遺下其貌不揚的荒蕪酒店大樓，與現今熙來攘往的科托爾（Kotor）舊城區中滿是年輕人在開派對、聽音樂的熱鬧旅舍形成強烈對比。北部山區的科拉欣（Kolasin），雖然整個行政區域人口只有12000，但因佔自然美景力圖發展旅遊業，興建了更現代化的酒店。街道上燈柱貼了一些老村民過世的訃告，有的照片上方印上東正教的十字架，有的則印上代表共產黨的紅星，見證着在他們時代不同的信仰。

國會大樓正門

　　我們到首都波德戈里察（Podgorica）拜訪國會，這幢1948 年建成的國會大樓完全沒有氣派，一幢淺灰色的三層辦公樓謙恭地佇立一條街道上兩棵樹中間，樸素得行人經過也不會注意到。來自其他國家的訪問團成員確實有點意外，部分團員最初還以為我們進入的是後門。這個新的獨立國家正在建立新的國會大樓，預計兩年後啟用。

　　黑山早於1906 年已舉行首次國會選舉，在此以前已有公民議政的歷史，形式是二三千人坐在一起討論公共議題和投票。表面看來民主發展時間已不短，並且已有多個政黨競爭，但事實上24 年從來都沒來沒更換過主要執政黨。社會主義者民主黨（Demokratska partija socijalista，1991年前稱為共產主義者聯盟， Savez KomunistaCrne Gore）的執政時期跨越南斯拉夫聯邦時代、與塞爾維亞為聯邦的時代，一直至現今獨立時代。縱使該黨原為共產主義政黨，經過分裂後已逐漸走向私有化經濟、親近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執政地位仍無動搖。其領袖久卡諾維奇（Milo Djukanovic）自1991 年起擔任六任總理和一任總統，就算減去兩度「退隱」的4 年，在位時間都比俄羅斯歷任總統和總理的普京還要長。即使他曾因涉嫌走私香煙罪案而被意大利當局調查，只因行使外交豁免權而不被起訴，在國內仍屹立不倒。

　　接見我們的國會議長、社會民主黨籍的Ranko Krivokapic 強調，歷史上黑山在多個大國稱霸之間獨立生存，雖是小國但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的確，在種族議題上分歧的社會建國並不容易，黑山很幸運地走上和平的獨立之路，不像她的鄰居波斯尼亞、克羅地亞和科索沃般經歷血腥的戰爭。

　　和黑山共和國的年輕人和學者交流，發現他們對國家經濟近20 年來「向右走」的看法很大分歧，有的很欣賞上一代的「軟性共產主義」社會，認為社會平等得來沒有鐵腕管治，有的則認為近年愈趨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軌的發展給予國民更多選擇和自由。

　　27 歲的Dritan Abazovic 是該國最年輕的國會議員，屬於去年才成立的左傾新政黨Positive Montenegro Party（Pozitivna Crna Gora） 。以他的觀察，黑山在民主政制和經濟體系發展兩方面都處於危機，前者在於人們普遍不相信可通過民主為社會帶來改變，這體現於過去24 年來，該國獨立前後都從來沒有執政黨輪替；後者在於資本主義帶來的問題在全球逐漸湧現，從共產主義走出來的黑山共和國卻未找到她該相信哪一套主義。

黑山最年輕的國會議員Dritan Abazovic

　　擁抱自由經濟改革的黑山人，或許都不能忘記該國1987 年與馬其頓、科索沃均宣布破產的痛苦時期。雖然自1990 年代起執政黨無更替過，但1997 年分裂中的社會主義者民主黨 （Demokratska partija

socijalista） 在選舉中勝出的派系、即現任總理久卡諾維奇（Milo Djukanovic）領導的一支就是以高舉經濟改革政綱爭取支持。黑山政府自1990 年代末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合作逐漸引進產業私有化和開放市場的法例，1999 年更成立專責部門推動私有化，又給予外商與本地投資者同等待遇。

　　黑山共和國的新發展模式在吸引海外資金方面取得成績，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數據，她自2006 年獨立以來的外國直接投資佔國民生產總值比率拋離西巴爾幹半島其餘六國。當中來自房地產市場的外資佔接近一半，而最大的外資來源是俄羅斯。

　　這些發展模式不僅呈現在數字上，就是在愛琴海岸旅遊熱點布德瓦（Budva）享受着陽光與海灘的遊客，舉目也能看見山上樓房大字標題ForSale，逛街隨處也可看見以俄文印刷的房地產廣告。布德瓦明信片上最常出現的度假區聖史提芬島（Sveti Stefan），就是私有化政策最耀眼的例證，該島發展權已判給一家國際財團，現發展為五星級酒店度假村。在海灘上朝另一邊望出去，見到的另一個小島、有黑山夏威夷之稱的聖尼古拉島（Sveti Nikola），就是年前傳出泰國前首相他信有意收購的對象。

曾傳出他信有意收購的聖尼古拉島

　　今日的黑山共和國是前南斯拉夫國家中失業率是最低的，尤其沿海城市受惠於旅遊業和房地產業發展，受區內鄰居羨慕。我在布德瓦所住的旅舍與兩名職員閒聊，他們都是來自塞爾維亞的年輕人，說得一口流利英語。我一到達他們便熱情地自我介紹和替我拿行李箱，沒有客人需要幫忙時， 則見他們在庭園打掃， 或者上網玩facebook。與N 談天，他老老實實說： 「我念了5 年經濟學，不是來幹這工作的，但塞爾維亞經濟太糟糕了，很多大學畢業生都找不到職位，所以我才來了黑山。」

　　不過該國產業私有化過程備受爭議，其中一個原因是企業被指為藏納貪污和有組織罪案的渠道，去年英國廣播公司的一宗調查報道便指由久卡諾維奇家族控制的銀行有三分之二的貸款落於該家族及其親信手中。黑山的貪污和集團罪案仍受關注，是她在爭取加入歐盟談判中須解決的一項重點問題，因此政府已宣布擬在明年底前成立該國首個反貪污機關。

　　走過黑山共和國遊人眾多、商業興旺的沿海城市，稍後我們會再看北部山區鄉鎮的發展。

在國會裏的議事廳聆聽職員講解

The Serbian mentality (1): Water and tea

    “Our country's water is good. You can drink it from the tap!”

    Any traveller who has ever lived in or been to a country where tap water is drunk, or at least heard that tap water is drunk in some countries, may take the above as a humorous statement when your host praises her country's water in this way.

    But no, it can be a serious statement.

    “Serbian water is good.” The landlady told me as she kindly offered me a glass of tap water. At this point I was not quite sure what “good water” she was referring to. Was she trying to tell me about some Serbian water from a particular mountain which was rich in a certain kind of mineral good for human health? Or was she going to make a joke?

    The next sentence she went on to say, without a second of pause for me to imagine all the possibilities to answer my own query, was “You can drink it from the tap.” Ah, she was not joking! At least her husband did not laugh, which meant me as a foreign visitor should not laugh either. She was sincerely telling me about something she was proud of about her country!

    Thanks Serbian writer Momo Kapor for his “A guide to the Serbian mentality” and the owner of the bookstore in Montenegro who recommended it to me. Without this “guidebook” as my great travel companion I would certainly feel clueless about how to understand what Serbian people say and do on my trip.

    The landlady told me she liked Kapor's writing, too. As a native she certainly did not have to read the author's work in a translated version like I did. I also believed that she had not read this particular book by Kapor that I was reading, for it was genuinely for foreigners to understand the Serbian mentality. (Having said that, this book can not only be read as anthropological or cultural literature but also a non-traditional travel guidebook of Belgrade.)

    Out of curiosity, I asked her about tea. “Do you drink tea here? Momo wrote that Serbians only drank tea when they were sick.” Of course I did not really believe in this statement by Kapor. But I was just so desperate for a real tea – not the kind of bottled “ice tea” sold at kiosks and supermarkets which did not have the letter d nor ice in it. Now I could have believed it if someone told me tea was banned in this country. My attempt to find tea on failed even at a Chinese noodles shop in the so-called Chinatown in Belgrade!

    “We do drink tea, not when we are sick. He was just joking,” the landlady replied. Giving an explanation on the Serbian concept of tea to me as a foreigner, she elaborated,“But we are not like the English people. We don't drink tea at five.”

    That was exactly the comparison which Kapor made! For sure I did not mistake any Serbian as English. That made me wonder why both he and the landlady coincidentally draw the same comparison to distinguish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To cite a paragraph from Kapor, he wrote:

    “If they perchance happen to be in our city, Anglo-Saxons are most surprised that their invariable ritual – tea at five is not served with milk, as it is elsewhere around the world!”

    Here I should protest, because the Anglo-Saxons are not the only race on this planet who have milk with tea. At least I do it too! Despite failing to find tea in Serbia, I shared the observation that milk was considered a mismatch with tea in the region as I proceeded to Bosnia and Croatia later on my journey. In some touristic areas in these two countries I did manage to order tea with milk, but ALWAYS served also with lemon and honey as if tea with milk were so in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that they might need honey and lemon as glue.

    I could not make sense out of it. I understood that different cultures had different ways of having food and drinks and they might find my way a strange foreign habit. But since those cafes offered this tea with milk option, presumably for tourists like me, why would they think I might put lemon and/or honey into my tea given that I had ordered it with milk?

    Yet, this way of serving tea pleased me much more than what I had in London Chinatown a few years ago. I was driven totally mad when served a Chinese tea poured with milk! 

A tea in Zadar, Croatia, very generously served with milk, lemon, sugar and honey.

My London story

  My story with London began with a guide book, which my Californian roommate Robin gave me as a gift before I left San Diego for home. “Why London?” I asked as I thanked her. “I don’t really know why but I have the feeling that you will visit London some day,” she replied.

  

The magic book (at the lower right hand corner of the photo)

  Then we parted and led our different lives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Pacific again. One day three years later, I suddenly came up with the thought that I should quit my job and go to… not England, but Spain. So I went. But the magic of the book started to work. Robin and her friend Claire happened to be travelling around Europe while I was staying in the beautiful city of Salamanca. Once we found out the coincidence we worked out our schedules and decided quite spontaneously to meet up again – this time in London!

  Thanks to Robin’s magic book I also reunited with another old roommate of mine, Surabhi, who was then studying in London and whom I had last seen in Massachusetts four years before.

  It was amazing to see my old friends from another side of the globe again, at an unexpected time and on a third continent (If I am allowed to say Great Britain is on a continent in this context). But the trip was not at all well prepared. I was not even ready for the rainy English weather. The rest of the journey just went rather unpleasant. I lost touch with Robin and Claire after seeing them for one day due to some problems with the telephone. I got onto the wrong bus and got off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at midnight after visiting Surabhi. A while after I finally got onto the right bus, a group of some forty drunk or high teenagers stopped the bus and frantically marched in. Worse still in the hostel, my fellow travellers and I stayed sleepless the whole night, hearing people smashing glass bottles and arguing loudly right outside our dorm. Nobody dared open the door… Scared and depressed, I thought I would never come to this city again.

  But I did go back, again and again six years later. My first return to London turned out very pleasant, and so did the ensuing visits. I started to appreciate the surrounding which always offered me a park to sit in at a stone’s throw. I smiled as I realised that the Tube commuters, though looking busy, always left a polite distance from others and never pushed or shoved. I found a peaceful and quiet moment for thought when I saw a poem displayed inside the Underground train on a spot which would have been designated for an advertisement instead. As I had the chances to go into people’s homes, I learned that this place was much more than the famous attractions and museums or the busy business and politics, but a real place for people to live.

  And once again, this city brought me back an old friend from far away. The globetrotter Hiromi who works across countries and continents happened to have a business trip in London when I had a journalistic interview to do there. (How many years since you last left Hong Kong?) A serendipitous encounter with a friend in Bristol took me to a surprise visit to an artist’s house in London, with cool people, music and dance. The place also brought me back three old colleagues and even created a reunion among three old girls of my school. More than a decade after leaving school, we came together again and shared with each other about our lives over these past years.

  I must confess I still do not much about London, for each of the visits I have paid this year was very brief. Mostly I would go for an event and meet one or two friends and then go back to Bristol, or sometimes I was just there for a transit. Excuse me for not yet having explored this city, but now I do feel this place has become a meeting point for me and people around me. There is a kind of magic in this city which brings people together… And I promise myself I will soon pay proper visit and find out the magic behind this place!

Emily Wilding Davison逝世一百周年

（文章八月二十八日載於《明報》世紀版）

今年是英國女性平權運動家Emily Wilding Davison 逝世一百周年，最近英國有一連串活動紀念這位以激烈、違法，甚至暴力行動爭取女性投票權見稱的一代人物。她當年死於英王喬治五世名下馬匹蹄下轟動一時，是自殺殉道還是意外身亡至今仍是歷史懸案，而她的示威手法究竟是幫了還是害了平權運動也極具爭議，不過她堅持抗爭的精神依然為英國人記住。

雖然英國的西敏寺模式議會民主政制為世界上民主制度發展之先鋒，但達至男女平等政治權利卻比很多西方國家要遲，諷刺的是，第一個給予全國男女平等投票權的國家是她當時的殖民地新西蘭，時為1893 年。Davison 在1906 年加入激進女權組織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Union（WSPU）之時，英國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戶主可於地方選舉中投票，但仍未有國會選舉投票權。她有生之年仍未見到普選，直到她死後15 年的1928 年，英國的男女公民才平等地凡超過21 歲便有權投票。

Davison 屬那年代少數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在牛津大學修讀英文並在1895 年考取一級榮譽成績，但因當時牛津拒絕頒學位給女生而未能「畢業」，13 年後才在倫敦大學取得學位。她除了參與WSPU 外還有獨立行動， 所以比較有名。雖為教書先生，但她的示威方式一點也不斯文，因擲石、放火燒郵筒、到下議院打爛窗門並投擲槌子等多次入獄，並被禁止進入國會大樓。有一次她意圖襲擊反對女性平等投票權的財相David Lloyd George，卻認錯人而傷了一位牧師。與她的很多戰友一樣，她在獄中絕食抗議，被政府派醫生實施以管道強行餵食。

1913 年6 月4 日，她在打吡賽馬場上突然衝出賽道，被英王喬治五世名下的馬撞倒而嚴重受傷，送院後四天不治，而策騎該匹馬的騎師也受輕傷。到底Davison 是否自殺，一百年來仍是一個謎，有人認為她是刻意在賽馬大會上的芸芸權貴面前以死控訴不平等制度，但警方調查期間在她身上發現回程火車票，所以亦有人認為她衝出去只想示威但沒料到會喪命。

像Davison 這種抗議的方法，相信即使今時今日亦會很有爭議。當時英國爭取女性投票權運動的參與人物和團體大致分成兩派，採取公民抗命手段的一派被稱為Suffragettes，包括WSPU；另一派以和平、合法方式作游說工作， 被稱為suffragists。由於WSPU 的放火、傷人行為連它部分會員也不能接受，於是後來分裂出Women's Freedom League，以拒絕交稅等抗命但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爭取女性投票權。

Suffragettes 對平權運動的影響見仁見智，有人認為英國由18 世紀末葉已開始有爭取女性投票權，和平爭取了一個世紀還未見普選，實在令人忍無可忍，唯有以公民抗命逼掌權者屈服。可是Suffragettes 的暴力抗爭亦令當時部分反對女性投票權的力量更加堅決，所以也有人認為她們的行動適得其反，阻慢了平權。畢竟時光不能倒流，究竟如果英國女性單純繼續和平爭取，會更早還是更晚獲得投票權，無人能夠知道，最多只能假設。不過在Davison 轟動去世一百年後的今天，地球上仍有女性遑論投票，就連上學、駕駛或免於殘害身體「割禮」的權利都被剝奪，如何平權，比一個世紀前的英國女性面對更大艱難。

柏林音樂革命

（文章六月五日載於《明報》世紀版）

東、西德統一後的柏林成了電子音樂之都，施普雷河畔那些不眠的夜店是柏林人狂歡的空間，近年吸引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電音文化隨着圍牆的倒下而繁衍，電音派對的生命似乎也從此與這堵圍牆不可分割。

　　當年圍牆歷史性倒下後，人們以音樂慶祝，為獲得自由而歡賀，無心插柳催生了河畔一帶林立的這些”Clubs”(德國人從英語借來的用詞)。今時今日圍牆為豪宅地盆讓路而遭毀壞，卻標誌着Club的生存空間受威脅。

　　若你從「東邊畫廊」的東邊盡頭開始逛這段圍牆遺跡，第一眼看見的可能不是圍牆本身的塗鴉作品，而是幾乎與圍牆連貫的大字“Yaam must survive in Berlin City!”(英語原文)。Yaam這個場所與柏林其他Clubs不同，最初為青年非洲藝術家場地，漸演變成老幼咸宜的聚腳點，除了音樂表演外，甚至有足球和籃球玩。它高呼要生存，是因為一家建築公司正計劃收購它所在的地段。

　　這類抗議近年在的柏林已不是新鮮事。「柏林的Clubs正在瀕臨死亡，可是大家都不以為意，總以為一家倒閉後自然會有另一家新的開業。但再過五至十年可能已見不到它們了。」

　　三十四歲的Lutz Leichsenring是最近這場保衞圍牆運動的活躍成員，這位業餘玩結他的年青人9年前就開設了自己的Club，經營6年後賣掉，但繼續在這圈子行走，還做了行業團體Club Commission的發言人。跟因為討厭地產商勢力而參予抗爭的那群示威者不同，Lutz說，他們搞Clubs的都是生意人，保衞東邊畫廊並不為打倒「地產霸權」，更不為打倒資本主義，而是認為圍牆孕育着的創意空間才是柏林最珍貴的發展優勢。

　　主流電台不播放的音樂，在這些Clubs獲得舞台。每個周末成萬遊客前來享受電音派對，令這些從前「地下」、「另類」的文化地帶如今成為了柏林可觀的收入來源。

　　「旅遊、創意產業才是這個城市的經濟命脈，政府規劃卻扼殺它們…我們不是反對所有豪宅項目，但反對胡亂來的規劃。投資者建樓也該建在合理的地點吧，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破壞甚麼。東邊畫廊是一處歷史遺蹟，是讓人們相聚、讓人們反思兩種制度的地方，所以藝術家們才來這裏。」

　　的確，柏林雖貴為目前歐洲經濟話語權大國的首都，卻不像慕尼黑有高科技產業、斯圖加特有名牌汽車公司總部、漢堡有著名港口、法蘭克福有繁忙的金融市場。如果連柏林圍牆剩下的畫作都可以洗掉、拆掉，這個地方的身份還在哪裏找？

　　但想深一層，這個城市缺乏規劃，正好也是柏林圍牆的遺痕，正好又是她獨有歷史的見證。

Facing history

    Any Asian visitor to World War II memorial sites in Germany may, intentionally or not, contrast the apologetic national attitude toward the war to the unapologetic stance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 was not an exception.

    On my visit to this country for the first time, my teacher friends who were born some three to four decades after the fall of Nazi rule told me how they took their students to memorial sites every year to educate them about the painful lessons of history. Isn't it too heavy a subject for children? The history is sad, but our next generation must learn and face it, my friend said.

    After parting from my old and new friends in Hannover, I carried on my journey to Weimar. There I met a middle-age Japanese lady who had been living in Germany for years.

   We sat down in the comfortable café in our hostel, along with a fellow traveller from another part of Germany. From pleasantries to lighthearted chats about our travels. Then everybody turned sad when the discussion topic turned to where I was visiting next.

    Our young people do not know what our country did in the war, said the Japanese lady, bitterly. Our governments and schools never tell our students of the country’s past wrongdoing, and when they do talk about the war, they always talk about our nation as a victim in Nagasagi and Hiroshima, she told me.

    Are Asians, or at least Asian politicians, particularly bad at facing history? I asked myself.

    With this journey in mind, I found it particularly ironic for the new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to warn Japan against ‘denying history’ a week ahead of the 24^th anniversary of the ‘turbulence between spring and summer in 1989’, when he talked on the historic Potsdam site on his German trip. Is his government facing history?

In the crematory of the former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除夕一夜情

　　雖說背包客旅舍是旅遊住宿的廉價選擇，但這家旅舍可是特別舒適。客廳放着沙發、飯桌、電視、電腦，旁邊是設備齊全的開放式廚房，環保政策又讓我可煮其他旅客們用不着的意粉，自己買瓶醬汁就可煮一餐，簡直是昂貴北歐城市裏學生背包旅客的恩物。各路旅客閒坐在客廳，可一起玩牌，一起吃飯，就像在家一樣。

　　我住的是12人女生宿舍，同層有16人男生宿舍和家庭房間。甫到埗便認識了同樣是「個人遊」的美國男生和加拿大男生，大家很快便結伴玩。英國男生和他的老父同行，他們不是來旅遊，而是有家庭任務在身，探望男生與前女友在瑞典的女兒。此年青人看上去廿多歲，說話總是有點語無倫次，整天像喝醉一樣，又給我們每個人起渾名，但無惡意。

　　第二天，我們三個「個人遊」旅客傻傻的在猛烈寒風中登上一個離島遊玩，出門後還不巧下大雨，三人只有一把傘。雖然我們離北極圈還很遠，但在十二月最後一天的瑞典登離島吃風淋雨，畢竟是寒氣刺骨！島上吃香蕉pizza，只是看見菜單上的這個配搭，已笑個不停，但既然是該島食物，便不妨一試。

　　經過整天，我們回旅舍換上乾衣服再出去看除夕煙火倒數。時間有點趕，我回到房間一邊匆忙更衣準備再出去，見到對面床位有一位剛到的女生，很快地打招呼互相認識，她問我去哪裏，我告訴她後順口問一句 “Do you want to join us?” 。”What time are you guys going?” “Now!”　這位加拿大女生也爽快，立刻便和我一起出去。客廳集合，我向大家介紹這位新朋友，然後一夥兒出發。英國父子是這城常客，由他們帶路。

　　煙火一般吧，設計也不算很特別，不過跟一大夥新相識出外渡除夕，挺特別的。北歐的十二月，下午已經天黑，煙火五時開始，五時半結束，大家先回旅舍，打算晚些再一起出外倒數迎接2013年。我不習慣熬通宵，回到宿舍先小睡一覺，他們玩牌，晚點我再跟他們出去。

　　就是這數小時讓我錯過了見證一段極速戀情如何誕生！

　　我起床時，他們仍然一夥兒在玩牌。對，是一夥兒。至於兩個人怎樣在群體活動期間眉目傳情或者打情罵俏，前半段我無緣看見了，總之大家一起出去倒數時，就看見英國男生與和我同室的加拿大女生已經手牽手。大家原打算pub crawl，但光顧完首家酒吧後，二人已離群不見了。我們三人組在街道倒數，慶祝踏入新一年後，也懶得再周圍找酒吧，遂乘車回旅舍。在列車上聊天期間，忽然聽到一個鋁罐從另一卡車廂被踢過來的聲音，探頭一看，竟然是我的室友和英國男生，真巧。於是我們又一起回去。

　　元旦慶祝後大家很自然的不想睡，便在客廳圍着坐，吃零食、閒聊，總之繼續派對。不久挪威女生加入，她和朋友們原打算一起在外面倒數但失散了，帶着有點生氣的臉孔，跟我們一塊坐下。兩位極速戀人越來越旁若無人，那男的雙手甚麼地方都伸到了。一夥人圍着坐，眼前突然出現像電影螢幕但是真人秀的畫面，好尷尬。我和美國男生交換眼神做鬼臉，加拿大男生低頭，挪威女生目不轉睛怒盯二人，氣氛極奇怪的。不久兩人離開客廳進了男生宿舍，一小時後出來，女的要趕飛機走了，男的送她乘車幫她拿行李。

　　翌日晚上大家又在那客廳聚首一起，不同的是缺了加拿大女生。英國男生高談闊論回味前一夜，老爸說他，他說爸肯定是妒忌！還是老人家才有點紳士風度，為他兒子在女士面前大談男人經向我說不好意思。他們幾個男人正想八卦多一點，一夜情男主角此時卻承認，由於技術失誤，那一小時期間並沒有發生大家以為發生了的事情，眾男聽了一致喝倒采。本來不干我的事，想一想，還好，起碼地球上沒有因為我順口問了一句 “Do you want to join us?”而多了一個單親小孩，這位年青人除了去瑞典探望女兒外暫時不用擔心要去其他國家！

柏林圍牆，圍住了豪宅地盤！

（文章五月十六日載於《明報》世紀版）

二十四年前，柏林群眾在歡呼聲中推翻這堵牆。今日，柏林群眾再來到這裏，卻是在抗議聲中疾呼：「保留這道牆！」

　　一度作為隔絕共產主義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鐵幕」象徵的柏林圍牆，政治上「倒下」後，一塊塊石屎有被人民自發拆毁的、有最終由官方拆掉的、有被拿走留念的、有被出售的、有被移師到博物館的。僅存零落，本來就是要提醒人們一代血淚史。

　　那些為追求自由而拿起錘子砸爛圍牆的東德人民，當年也許沒想到現時成了歷史遺跡的一節，竟會因資本家為興建豪宅而再遭破壞。

　　柏林圍牆保存得最完整一段，即現為著名景點的「東邊畫廊」，三月底突然出現少了一塊。移除理由：讓地盆車輛進出。建築公司在缺口加上一扇閘，驟眼看上去，就像只是延綿圍牆中矮了的一截。賞畫的遊人們，大部分與這個洞擦身而過，便繼續前進賞畫，或繼續尋找最有名的《兄弟之吻》──　也是一道傷痕，原作品數年前已被洗掉，畫家赫然被通知後才再去重畫。也有些遊人駐足洞前，指劃着牆後的地盆討論或看個究竟。

　　數米的缺口看似不大，發展商也稱工程完成後會還原，但對許多重視這歷史見證、視這室外畫廊為柏林文化與自由堡壘的德國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傷口。

　　事情又豈只暫時移走三數幅牆畫？看着旁邊的O2體育館暨演唱會場地、偌大的廣告牌和河上的旅遊船，實在與牆上表達東德人民生活與理想的一幅幅藝術作品格格不入。牆以西的泥頭車，和牆以東一隻隻十多層樓高的吊臂，難以想到施普雷河兩岸建滿酒店、豪宅、商場後，會成了怎麼樣子？

　　我在缺口前面遇到Jordí Pérez（雖然他擁有一個西班牙語名字，但他是德國人），他在圍牆旁邊派傳單，呼籲遊人簽名反對在那裏建豪宅。「我很憤怒！他們怎可以這樣不尊重歷史！」這位在西德長大的中年漢告訴我，他一年半前才由波恩遷到柏林，但因小時候與家人探望住在東柏林的外祖父母而早與這個城市結緣。由於母親是由東德非法逃到西德，她多年都不能越過圍牆的另一邊回娘家看望父母。

　　問每一個柏林人，都總有一個像這樣與圍牆有關的故事。

　　保衞圍牆的義工們在缺口旁停泊宣傳車輛，車窗展示着柏林市長Klaus Wowereit與這個豪宅項目發展商Maik Uwe Hinkel的一幀握手合照。Jordí認為，因為市長與地產商關係友好，所以地產商得以在柏林橫行、甚至破壞歷史遺跡。

　　官商勾結? 地產霸權? 豈非似曾相識的語言?

　　平心而論，廿年前的柏林市政府已開展施普雷河畔發展計劃，並非到當今政府才決定。不過現市長掌政以來，即容許拍賣市內具歷史及藝術發展價值的公共地方，價高者得，市民氣憤他親地產商並不為過。

　　儘管民眾發動多次和平示威，關鍵的一次更因數百人群情洶湧而成功延遲動工，令護牆運動暫時獲得一點勝利， 但不消一個月，一個清晨五時，工程公司趁人們還在睡夢之際，在二百多名警員保護下，悄悄地移除這塊「障礙」了。

　　我想起我們的舊天星碼頭，一度漏夜趕工清拆。

　　柏林市民們一覺醒來，才知道圍牆出現了一個洞，猶如1961 年的一個早上，他們一覺醒來，突然發現那裏架了起鐵絲網…